杜某分别于2006年5月22日、2010年10月24日、2014年3月11日、7月6日因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到北京总理住地等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法上访、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串联他人到北京上访。

共和国初期，所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苏联教材，即使有自己所编的教材，从体系到内容也是沿用苏联模式。社会经济法尤甚于民商法。

[56] 舒新城编著：《近代中国留学史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5页。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原为一年学习期限，后因为时间紧张卒业苦难，改为一年半。[18]庚子之后，因为恐怕派遣普通学生在外学习无法应对急需，张之洞等主张派送官绅出国游学，这些官绅多赴日本，所学大多为法政速成科。[94] 张晋藩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组织和动员了那一时代的社会主义力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思维。

参见常怡访谈，载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页。[78]这可能与留日学生回国后占据了政治和学术上的位置有关，留美学生认为留日归国者多系‘小政客，眛于国家观念，简直未曾了解现代教育的真谛。早在2005年，他就以新兴权利研究为题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

[12]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 [13]侯学宾、李凯文：《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的辨析与批判——以霍菲尔德权利理论为分析框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二，新兴权利在传统权利体系中获得自身的位置需要理论上的证成。权利推定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话语日益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主导性话语。随着技术的发展，冷冻胚胎和体外孕育成为常态的时候，关于生命的理解会对权利理论提出更多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的新兴权利要求也会进一步拓宽和更新现有的权利理论。

就既有的法学研究而言，学者们更为热衷于研究新类型的权利，而对既有权利形态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出现的新现象与新样态关注不够。其次，寻找和确定作为上位价值的秩序观点，并自觉比照作为上位价值的秩序观点，判定新的权利诉求及其新的规则是否具有合法性。

权利推定是一种缓慢的演化式的权利生成方式，能够在保持法律确定性的情况下及时回应新兴权利诉求，通过法律方法的适用累积个案经验，为未来一般性权利创设提供经验基础。在关于冷冻胚胎的新兴权利研究中，如果将冷冻胚胎视为法律主体，那么随之而来的继承问题就可以归入现有的民事继承权利体系中，如果将冷冻胚胎视为一种特殊物，那么随之而来的处理和继承问题也会像处理精子、卵子一样纳入当前的权利体系。关于冷冻胚胎的权利要求需要区分两个问题：冷冻胚胎的权利和对冷冻胚胎的权利，这两种进路的背后隐含着我们对冷冻胚胎性质的认识，进而也会影响胚胎提供者的权利和胚胎继承的难题。我们借助于这些概念就可以将立法能够保障福利性权利这一日常性知识，转化为证明包括福利性权利在内的社会权到底是一项基本权利还是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国家为了营造一个适合福利性权利实现的环境如何履行提供适当的组织与程序的义务等命题。

新兴权利的功能比较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宏观的法理学研究进路，还是微观的部门法研究进路，都存在一些值得共同反思的地方。[25]姚建宗、方芳：《新兴权利研究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新兴权利的勃兴凸显出社会发展中的权利需求和人们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新兴权利的持续兴起和生成也预示着权利体系的扩展，新兴权利从应然状态向实然状态的转化能够使得权利主体获得法律强制的保障。

这些研究的的确确看到了中国当下因制度不完善而使福利性权利难以实现这一现象，并观察到了立法对福利性权利实现的作用。按照姚建宗等人的观点，尽管新兴权利研究本身就是权利研究，就是对传统的权利研究在广度上的拓展和在深度上的挖掘，但是，因为新兴权利研究始终是以对权利的既有研究为基础并在其理论成果与思维成就的指导下进行的，既有的权利研究显然又在制约着新兴权利研究，所以，新兴权利研究也自然地要求进一步加强一般意义上的权利研究。

要想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品位和理论层次，就必须得加强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它强调的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一种用以享有或者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

这种交互性维度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的色彩。[24](2)新兴权利对传统权利理论的更新与发展研究。第四，新兴事物中的权利诉求体现出权利理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强调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这种进路主要是从相对微观的部门法角度分析具体的新兴权利形态的法律保障问题。这直接导致学者们难以揭示新的诉求上升为法律规则的复杂性。

该文对新兴权利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进行了分析。利益论主要考虑权利的特性在于保护权利主体特定的或重要的利益。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各地都会了解被问卷对象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因素。瞿灵敏：《司法裁判视野中的祭奠权：性质、行使与法律保护》，《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

(2)机械地追随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思想。传统观念认为，个人不得通过司法协助的途径取得域外证据，不允许个人享有要求排除通过司法协助途径获得的证据的权利。

[6]姚建宗等：《新兴权利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新兴权利的研究需要国家积极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9]就既有的新兴权利研究而言，它们大多还是局限于描述与权利有关的现象，还没有借助于一定的法学概念和范畴将其上升到法学理论研究的层面。[8]姚建宗：《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因此，法学界要想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层次，就必须提高方法使用的理论自觉。但是，如何跳出该项具体权利的性质、价值、行使方式以及法律制度完善这种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式，是提升具体新兴权利研究理论水平的前提。

古典自由主义权利思想认为，权利的核心在于实现个人自由意志，强调人们应当依据社会契约论来考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国家与权力是个人让渡部分私权利而形成的，它们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充分地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姚建宗是较早使用新兴权利这一概念的学者。

因为概念和范围系统凝结着人类的认识史，结晶着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因而能够对事物即观察对象做出超越经验性描述的规律性的解释。而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国家职能的转变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不同的认知和界定说明冷冻胚胎问题背后涉及伦理、宗教、哲学、经济和政策等各种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导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对待冷冻胚胎时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诸如美国的各个州在冷冻胚胎的性质上就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规定，从而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处理措施。要想进一步提升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层次，就必须增强基本议题的设置能力和方法选择的理论自觉。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话语要求国家履行一种消极的义务，这种消极的义务划定了一个不允许国家对其进行干涉的自由空间。但是新兴权利的生成并非只有一种途径，经过司法中的权利推定更有利新兴权利的生产和保护，诸如在首例失独老人隔代探望权案中，法官就通过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方法确认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父母一方死亡的未成年(外)孙子女进行探望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

长期以来，法学界对新兴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后者主要是从一定的已知的法律资料出发结合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的发展单独或综合运用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的方法进行的对隐含权利的揭示和认定的过程与结果。

国家在对待冷冻胚胎的立场需要更为积极和多元的态度。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新兴权利研究的理论品位和理论层次。

以公正审判权为例，从类型上讲，该项权利并不能算作新兴权利。学界中关于冷冻胚胎性质有三种学说：主体说、客体说和中间说，[31]主体说的相关主张旨在论述冷冻胚胎的权利，而客体说的相关主张旨在论述对冷冻胚胎的权利，中间说试图调和权利体系中的人物二分法，或者将冷冻胚胎视为一种具有伦理性质或者人格属性的特殊物，或者将冷冻胚胎置于具体情形从而施加不同的处理方式。